（本文是 1936年10月15日爱因斯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作的讲话）
庆祝日的首要目的，通常是回顾往事，尤其是纪念那些由于对文化生活的发展而获得了特殊荣誉的人物。对我们前辈的这一友好的纪念活动实在绝对不应被忽视，特别是因为这种对往日盛事的回忆能够鼓舞今天的善良的人们无畏地努力。但是这件事必须由年轻时就与这个州紧密相连，并熟悉其过去的人来做，而不是由一个像吉普赛人一样四处流浪，在各种各样的国家积累经验的人来做。
因此，我只能谈论一些与空间和时间无关的，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与教育事务相联系的问题。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我一点也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从古到今的明智的本意善良的人们已经讨论过教育问题，并且已就这些问题反复地明白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作为教育领域的半个门外汉，我阐述除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之外毫无根基的观点的勇气从何而来呢？如果这真是个科学的问题，人们可能会对这些考虑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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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运来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一、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 “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8月 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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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学，举行最简单的开学仪式，这是北大向来的传统习惯一一开学简单。
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隆重仪式，我个人来与同学说几句家常的话。北大的历史，先生们都已知道，然而新来的教授和同学或许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岁，还不够五十，这四十八年是中华民国的多难之秋．常常开不成学、回忆四十八年的历史，不无可纪念的地方，我现在将北大的历史分作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北大的开创时期，从戊戍到民国五年，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称为京师大学堂，甚至被认为官僚养成所，那时参加学术的人都是丈化人，北大已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时，，北大学生有响应的思想，也有响应的传单。民国三年，二次革命也有响应的传单与思想，所谓官僚养成所者已引起了满清政府典袁世凯政府的注意。几有解散的危险，假使没有老辈帮忙的话，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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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胡适先生1958年应邀到台湾大学法学院发表的演说）
今天既是台大代联会邀请，那么，我想谈谈大学生的生活，把我个人的或者几位朋友的经验，贡献给大家，也许可作各位同学的借镜，给各位一点启示的作用。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北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败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个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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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三
1948年由国民党导演的“行宪国大”之后，蒋介石出任总统，他提名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一生办教育的“清誉”和他近十年来与蒋的相互信任关系，应是他获得此项提名的两个关键因素。考试院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院并称“五院”，乃国民党实行“宪政”的五大支柱之一。考试院院长一职长期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担任，戴死后蒋介石曾有意请胡适继任，被胡婉辞，几经考虑最终决定请张伯苓出山。张伯苓最初亦曾犹豫，以致推辞，但天津市长杜建时衔蒋之命极力敦促，陈布雷也专电恳请：“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伯苓性格中具有诚笃仗义的特点，他素来持“你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做人处世准则，终于允其所请，复电称：“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不过，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即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张伯苓的意思很明显，南开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据说，蒋介石默许了这一附加条件，然教育部方面则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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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司徒允
一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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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光旦
自由的教育，既着重在自求自得，必然的以自我为教育的对象。自由的教育是”为己”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即每一个人为了完成自我而教育自我。所谓完成自我，即用教育的方法，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能否到达这个境界，到达到一个何种程度，一个人不能不因才性而有所限制，但鹄的只是一个。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它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主要的目的有了着落，受了尊重，任何次要的目的我们可以不问，无论此种目的有多少，或因时地不同而有些斟酌损益，我们也可以不怕──不怕任何一个次要目的的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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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光旦
人世间三角的局面很多，自由、民主、与教育所构成的也是一个，并且是很重要的一个。除了天地人的三角，除了遗传、环境、文化的三角，大约没有比它更大更重要的了。这三角之中，自由很显然的是生命的目的，教育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民主可以说是运用这手段的环境。没有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自由的教育是做不到的。这至少是从事于教育而对于政治没有直接的兴趣的人不得不有的一种看法。若在一个政治家或政治学者看来，教育也未始不是造成民主环境的一个手段。综合两方面的立场看，我们不妨说，教育需要民主的环境，而这种需要的满足，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也得靠教育的努力；期待着民主环境的来临，再实行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手段是不可能的，是不通的。
我们先讨论三角的两边，自由与教育，然后配上第三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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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光旦
最近（三十二年四月），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宣言，我读了之后，很兴奋，很感动，他可以证明近年来青年的志气并不消沉，思想并不混乱，很多朋友的过虑是不对的。即使在有些地方，在有些时候，一部分青年的志虑，有些消沉与混乱的现象，我相信他们读了这篇郑重的宣言以后，也不难纠正过来。 不过宣言全文虽好，有一点我却不敢苟同。宣言在引论后的第一段文字里就说：”我们相信历史的巨轮自有其轨道，而终必趋向光明。……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双手，推动我们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大道前进。”我所以不敢苟同的缘故是：一、这一段话所代表的见解自身就犯几分混乱的嫌疑；二、此种见解如果发生效力，而见诸行事，似乎青年的意志反有日即趋于消沉的危险。
大凡做文章总得用比喻，用了比喻，才见得活泼生动，容易发人深省，那是不错的。不过比喻有他的限度；如果用在一篇有关人心世道的文章里，而所喻的事物影响到读者的思想，以至于读者的人生观与历史观，那用的时候就得特别小心。历史是不是一个巨轮，这巨轮有没有轨道，这轨道所引到的境界，是不是越前进越光明；我们的答复是很简单的：不，没有。历史学家的答复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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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光旦
上一篇文字发表了一星期之后，昆明版的《中央日报》很快的来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教育家的大责重任》①。从表面看，它是和我的文字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实际上却是针对着我的一个答复。
不过《中央日报》的社论虽则切心于答复我的文字以及近来教育界所发表的一切类似的议论，实际上它又没有能真正的答复。我说宣传不是教育，多少还说了一些为什么不是。那篇社论说宣传就是教育，却没有说为什么是。它只引了孔子、孟子、以及中山先生的说法作法，认为这就是宣传即教育的论证。在一向承认或误会宣传就是教育的人，这种的论证无疑的是足够了。别的姑且不论，关于孔子，《论语·阳货》篇里有一段话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我们很多人相信，若说孔子是一个宣传家，我们看到了这一段话，就不能没有怀疑。
不过我向不喜欢作辩论的文字，这第二篇里的话也决不在和任何人辩难。前文说宣传不是教育，意有未尽，愿再就近时教育的实际情形加以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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